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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立轴 水墨纸本

图录号:2518
拍卖信息
拍品名称: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立轴 水墨纸本
图录号:
2518
年代:
艺术家:
--
材质:
作品分类:
尺寸:
26×50.5cm
估价:
开通VIP查看价格
拍卖公司:
横滨国际
拍卖会名称:
2017夏季拍卖会
专场名称:
中国书画、佛画写经及现当代艺术
拍卖时间:
2017年07月18日-20日
备注:
声 明:
尘许旃檀—日本古写经、佛画


日本夙有写经之风。六世纪时自百济传入佛典后,于天武天皇二年(674)即有书写「一切经」之事。现存最古遗品中,有天武天皇十四年书写的《金刚场陀罗尼经》一卷等。至奈良天平时代,写经成为国家事业。当时有写经生专事写经,内道场并设有奉写御执经所,其他寺院、贵族及各地方亦多设立写经所。所谓「天平写经」者即指此而言。到平安时代,由于贵族文化的兴盛,乃产生由专业写经僧写成的华丽写经。严岛神社所藏《平安纳经》、四天王寺的扇面写经等即其代表作。日本历史上的写经事业在镰仓时代之后,随着版本经藏的流行而逐渐衰颓。
所谓日本古写经,即指以唐代流行经录(《开元录·入臧录》)中所收佛教经典为底本,在日本抄写的古代佛教文献。天平七年(735)入唐留学僧玄昉回国,带回汉文佛经写本5000余卷,这是据《开元释教录》中的《入臧录》抄写的一整部汉文《大藏经》(「一切经」),共计1076部,5048卷。这套汉文写本《大藏经》存放在当时的奈良兴福寺,供人抄写和校对,并成为此后日本古写经的源头。日本历史上的古写经卷轶浩繁,现存奈良时代(710794)古写经和平安、镰仓时代(7941333)复抄的古写经最为经典。
中国写经的书法字体,六朝时多用隶书。隋、唐时则用楷书。其样式,一行以十七字为原则,上下及行间以淡墨丝栏区划。形式多为滚动条,即所谓卷子本。佛典之注释类写经中,则草书也时常可见。日本古写经在书写和形规上多严守唐制,呈现出一种雍容祥和的庄严之美。由此也完全可以想象在那些悠远的古老岁月里,必然有众多静默而虔敬的日本僧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传抄这无尽法藏,使得佛心得以传播,文教得以敷旋。
日本古写经的价值在于它自成体系。它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对唐底本抄录和复抄的古写经传统,受宋刻本影响较少,具有非常重要的版本价值:一是保持了许多失传的文献。二是保存了很多佛教文献的异本。三是保留了与通行刻本所没有的字句与文字。最近一二十年来,日本古写经的价值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可,甚至被视为可与敦煌文献媲美。敦煌佛教文献的价值特别表现在藏外佛教文献的补遗,而日本古写经则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唐代佛教「一切经」(汉文《大藏经》)的原始古貌,堪称东亚佛教研究的宝藏。

根据佛经和佛教传记《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十七和《付法藏因缘传》卷一等典籍记载,佛教绘画早于佛教雕刻,且早在佛陀在世间时,寺院中已有佛画出现。佛画之用,一为佛教徒之供奉,二为备寺院殿堂之庄严,三为供人静观悟道。日本佛画从飞鸟时代开始出现,但存世作品极少,今于法隆寺玉虫厨子壁面和中宫寺的《天寿国绣帐》等工艺品上可窥见当时的画意,其简练的绘画风格受中国六朝样式影响极深。到奈良时代,日本佛画得到初步发展,不过现存遗品也不多。代表作有药师寺吉祥天像、法隆寺金堂壁画等。这一时期的风格受中国唐代道释人物画的明显影响,但从铁线描、凹凸法等表现技法来看,无疑也受到佛画发源地印度和西域的影响。
平安时代是日本密教渡来和发展的盛期。当时有空海、最澄等僧人先后入唐留学,象征密教世界观的两界曼荼罗等密教佛画原本传至日本。日本现存最古的本土彩色佛画即为空海时代绘制的《两界曼荼罗图》,其施彩法为绢本重彩,以白色轮廓线勾勒菩萨诸尊外形和切金、泥金并用的金箔装饰等,体现了平安后期佛画的主要特征。此期与密教相关的其他佛画形式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更因源信《往生要集》的影响,末法思想大行于世,阿弥陀如来来迎图、净土图等制作大盛。而此时宫廷、贵族中信仰法华经成为主流,故作为法华经护持者的普贤菩萨像也甚为流行,这使得佛画在装饰上多用金银箔装饰,风格上倾向于华丽唯美的贵族趣味。这一时期是日本佛画脱离中国影响、日本化形成的重要时期。
进入镰仓时代后,来迎图和装饰经的制作继续盛行,同时在六道轮回思想的背景上,六道绘、十王像、日本神道和佛教相融合而产生的垂迹画等等相继出现。这是一个新体裁不断产生,佛画内容更为多彩呈现的时代。比如对重视祖师像的禅宗来说,其特有的祖师像形式名为顶相者,就在这一时期得到极大的发展。代表作有大德寺的大灯国师像、高山寺的明惠上人树上坐禅图等。这一时代的日本佛画,比平安时代更强调墨线的运用,其样式受到中国宋代水墨画的影响。到室町时代,禅宗受到武士阶层的推崇,其审美取向由是极为微妙而广泛地影响了日本文化的精神趣旨。禅画不仅成为无数僧人问佛寻道的参悟途径,许多专业画家也进入到禅画的描绘制作中。水墨罗汉图、观音图是这一时期的常见佛画形式,也出现了大量蕴含禅意的山水、花鸟、书法内容的诗书画轴。画僧明兆、可翁、良全等即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画家。今藏东福寺由明兆所作的《圣一国师像》为代表作。
近代以降,日本佛画的发展更为多样,在样式上出现了障壁画、屏风绘,同时期的文人画、琳派、圆山四条派、浮世绘等多种画派风格也与佛画创作结合紧密。代表性的佛画家主要有冷泉为恭的复古大和绘派,代表作则有狩野一信所描绘的《五百罗汉图》。进入脱亚入欧的明治时代,冈仓天心所领导的日本美术院坚持以摹写古佛画为重要日课,推陈出新地创造出一批新形式的佛画,如狩野芳崖的《悲母观音图》(东京艺术大学藏)就是这种新风格的代表。
纵观日本佛画,可知它的发展与整个日本绘画进程关联十分紧密,并成为各时期引发推动日本美术发展的重要契机和因素。追溯其历史,几可窥见到整个日本绘画史进程的主要成就及其与中国历代绘画风格关联的递嬗之变。日本佛画的发展,脉络清晰有序,极大限度地保持和谨慎地发展了古佛教绘画的规制形式和技法特征,为今天研究古代佛教美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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